戴立信院士获首届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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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化学会第31届学术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首次颁出，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戴立信院士成为首位获奖者。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院士和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士为戴立信院士颁发奖励证书。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和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为戴立信先生颁发2018年“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

戴立信院士是我国不对称合成的主要开拓者。上世纪50年代戴立信从事金霉素的提取和合成研究，1958年后，国家发展“两弹一星”的工作，戴立信在此期间担当了繁重的科技组织工作，参与组织全所骨干从事国防任务，出色完成了火箭推进剂和铀同位素分离用的氟油等工作。60年代，随着国防任务的调整，戴立信开展了有机硼化学的研究。80年代中期，他得以全心从事科学研究，并开始了不对称合成研究，环氧醇的开环反应研究、氯霉素的不对称合成、氮杂环丙烷的研究等在内的多个研究在国内外有机化学领域里取得了瞩目的成绩。90年代他与黄量院士共同主持了“九五”重大项目—“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项目总评为特优，该项目研究代表了当时我国在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戴立信曾获得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14年“手性中国”终生成就奖等奖项。

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是中国化学会面向中国化学工作者设立的最高奖项，授予长期致力于我国化学科研事业，成绩卓著、贡献巨大，以及（或者）为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资深化学家。戴立信院士曾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为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长期、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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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岁重返科研一线69岁当选中科院院士，94岁获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传奇戴立信

全班只有他一人期末免考有机化学

1924 年 11 月 13 日，戴立信出生于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逃难至上海祖父家。在上海三育中学读高中时，化学老师桂老师讲了很贴近生活的有机化学内容，听来十分有趣，戴立信就对有机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报考沪江大学化学系，便是受了这位化学老师的影响。

1942年 9 月，戴立信考取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但不到一年，日军进军租界，上海的生活日益困难，他怀抱着求学的决心，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跋涉，辗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最终在西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借读。一次，他到贵州农村慰问，亲眼看到一户人家因为没有足够的裤子穿，只能躲在被窝里取暖。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为国家的复兴发奋读书。

戴立信来到浙江大学永兴校区的第一个晚上突发疟疾，幸亏校医室里还有几片奎宁，服药后才慢慢好转。经历这一磨难的戴立信，对于有机化学的热爱已不仅仅是觉其“有趣”，更觉其“有用”，认为科学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浙江大学倡导“求是”的校训，这也成为戴立信一生的信仰，终生一以贯之。为了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念书，他和一些来自上海的同学在外面的民房租住，晚上总是围坐在一起复习功课直到深夜。为了节约，他们总是点一盏煤油灯，觉得不够亮，就再挑上一根灯芯。当时，李政道也住在这间民房，他十分勤奋，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把浙大物理系教材中的习题全部做完了，后来去了西南联大。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戴立信读了一些有机化学原版。当时王葆仁老师的有机化学课一个月左右会有一次小考，如果每次小考都能拿到 80 分以上，期末的大考就可以免考。最终，全班只有他一人做到。

花甲之年，第三次重返科研第一线

大学毕业后，戴立信做过代课教师和钢铁厂分析员，一直到1953 年 6月，国家号召从事非专业所学工作人员“技术归队”，他被分配到了上海有机所工作，从此再也不曾离开过，至今已六十余年。

大连访问期间和黄耀曾、丁宏勋等合影（前排左：戴立信，中：丁宏勋，右：黄耀曾）

1953年下半年，上海有机所开展了金霉素的研究工作，戴立信参加了黄耀曾负责的抗生素小组。那时的中国，抗生素才刚刚出现，金霉素、链霉素都只能依赖进口。“那时候做抗生素好比现在做蛋白，是很前沿的领域。即便是链霉素，都要用金条买，一般老百姓用不起。”戴立信发现，金霉素在碱液中容易被破坏为异金霉素，而金霉素在碱性溶液中的稳定性较在酸性溶液中要小，而且稳定性随温度增加而降低。于是，他建议在提取金霉素的工艺上，采取弱碱碳酸氢钠，上海第三制药厂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改进了金霉素的提取路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就在戴立信前瞻性提出要测定金霉素的绝对构型，工作小组离金霉素全合成仅有一步之遥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研究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了国防任务之上。戴立信从这时起开始从事科技管理工作。为开发研制导弹所用的高能燃料，上海有机所的实验室即使到了半夜仍然灯火通明，尽管做火箭推进剂时，时常会发生爆炸，大家也无所畏惧。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235，但是能够用于原子弹的天然铀，在矿石中的含量仅有千分之几。因此，要把铀从矿石中冶炼出来，最重要的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通过氟化铀不断连续扩散，把氟化铀-235 与挥发性差异微小的氟化铀-238 分离和浓缩出来。当时，分离扩散机上所用的特种润滑油已被苏联专家全部抽走，只能从机器上刮下很少一点残留油。1960年11月，上级把试制这一特种润滑油的任务交给有机所。上海有机所接到这一任务后，当即取名“111 任务”，寓意这是摆在第一位的非常紧迫的任务。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三强后来见到上海有机所副所长黄耀曾，上前拥抱说：“有机所帮大忙啦，我国原子弹比原计划提前一年爆炸。”

毛泽东主席在听有关火箭推进剂的介绍。前排左三是戴立信

之后，戴立信开展了有机硼化学的探索，无奈被“文化大革命”阻断。但他的同事们的研究工作为中国新一代环保型运载火箭解决了燃料点火难题，尤其是为中国有机硼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4年2月，花甲之年的戴立信恳辞了行政职务，第三次重返科研第一线。凭借着多年科研管理的实践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戴立信选择了不对称合成作为研究方向。不对称合成又称手性合成，手性是指一个物体与它的镜像不重合，如我们的双手，左手与互成镜像的右手不重合。如果某物体与其镜像不重叠，则被称为“手性的”。在天然药物中，绝大多数为手性药物，而在合成药物中也有近一半是手性的。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戴立信思维活跃，特别具有战略思维。戴立信大胆设想利用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和立体选择性的开环方法来合成一类抗癌药物中重要成分。他和学生楼柏良很快将这个想法在实验室实施，并获得了成功。

戴立信曾经感叹说，以前世界市场的薄荷价格由中国人来决定，年成好的话，价格就便宜；年成不好，价格就贵。等到国外用不对称方法合成薄荷醇，价格就不完全由我们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研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为此，戴立信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手性合成。

上世纪90年代，戴立信与黄量院士共同主持了“九五”重大项目——“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项目总评为特优，该项目研究代表了当时我国在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993年12 月，戴立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立信（中）和诺奖得主夏普莱斯（左）、余金权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被同事们公认是“含氟的润滑油”

不管生活给予了什么，始终面带微笑，这是戴立信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

即使被关押在“牛棚”时，戴立信每天都做无绳跳跃运动，他坚信终会有“云开见日”的那一天。1971 年，戴立信获准从“牛棚”回家后，负责实验室一层楼的清洁工作，包括清洗厕所。他不仅毫无怨言还学以致用，用一些表面活性剂和盐酸等材料把自己负责的两个厕所清理得非常干净。1990年，66岁的戴立信在体检中不幸被查出患有舌癌，当时尚不确诊癌细胞是否已经转移。家人为此忧心忡忡，戴立信则靠在病床上审阅一本有关手性的教科书，甚至和病友们开玩笑，以致前来探望的人都忍不住悄悄询问他的家人，戴先生精神状态这么好，是不是误诊了啊？2009年，他又被诊断出胃癌，好在也平安渡过。尽管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但在术后以及化疗期间依然忘我工作。平日里，就算是外出旅游，他也总是见缝插针地阅读学术文章甚至写作。在他经常住的医院里，一边输液一边工作已是医生护士常見的一道风景。

戴立信和妻子女儿在一起

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时，戴立信被同事们公认是上海有机所的润滑油，而且不是一般的润滑油，是含氟的润滑油，不管有什么矛盾，戴立信总会及时出现帮助解决问题。有一位老同志评价，戴立信的科研管理能力就像是一台“286”型的计算机。要知道，上世纪 80 年代，“286”是功能最好的计算机，可见大家对他能力的认可。戴立信牵头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事无巨细，他总是想得特别周到。一次，一位外国科学家来开学术讨论会，戴立信一看他身高有一米九，当时旅馆的床很短，于是叮嘱旅馆将这位科学家的床加长了一截。这位科学家非常感谢，当他获得诺贝尔奖后再次访问中国时还谈起了这段温馨往事。

戴立信（第二排中）和学生们在一起

戴立信平时对学生也很关心，逢年过节，还会请学生到他家去吃大餐。他的学生游书力说，在他 2006 年刚回国时，戴先生就非常关心他的住房问题，经常留意上海有机所附近的一些房源。戴先生总是给他打电话，然后到他办公室来讨论工作。虽然游书力每次都说自己走过去，但戴先生坚持要亲自过来，还说要节约学生的时间，也让自己活动活动，让游书力非常感动。